文章来源:admin 时间:2024-01-27
·凝聚共识再出发 砥砺奋进向未来——热烈祝贺市政协十五届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杭州具有悠久的文明史,是我国7大古都和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杭州以其秀丽的山水和独特的风貌,古往今来吸引着海内外各方人士。杭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之一。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杭州被列为我国沿海开放区的开放城市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
杭州的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物之邦”等誉称。几百年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谚,一直广为流传。“人间天堂”至今仍为国内外人士对杭州的美称。
杭州位于浙江省西北部,东临杭州湾,南与绍兴、金华、衢州三市相接,北与湖州、嘉兴两市毗邻,西与安徽省交界。杭州的行政区划历史上几经变更,1985年共辖上城、下城、西湖、江干、拱墅、半山6区和余杭、萧山、富阳、临安、桐庐、建德、淳安7县。全市总面积16596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430平方公里。全市总人口543.05万人,其中市区人口124.67万人。
杭州地处江南古陆南部边缘、长江三角洲南沿和钱塘江流域,地貌复杂多样。西北部和西南部系浙西中山丘陵区,主干山脉有天目山、白际山、昱岭、千里岗、龙门山,群山起伏,沟谷幽深。山地和丘陵都有喀斯特发育和带状平原分布。东北部和东南部属浙北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征。全市土壤以红壤和水稻土为主,适宜于多种植物生长。杭州江河湖泊众多,水资源和水力资源丰富。浙江省的最大河流钱塘江由西南向东北,流经全市大部分地区。东苕溪分布在北部临安、余杭境内,水流汇入太湖。全市土地面积,山地丘陵约占66%,平原约占26%,江河湖泊等水体约占8%。杭州处于亚热带季风区范围,全市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丰沛。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左右,无霜期250天左右,平均降水量1400毫米左右。杭州的自然环境,为工农业生产和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据建德李家乡乌龟洞内发掘出的“建德人牙”化石鉴定,早在5万年前就有古人类智人在杭州地域生息繁衍。从杭州北郊良渚和老和山一带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一批古代原始村落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玉器,证明在四、五千年以前,杭州人的祖先就在这块宜人的土地上聚居生息。当时人们主要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兼事畜牧、渔猎和采集。农业生产已进入犁耕阶段。手工业已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在制造陶器、加工玉器、竹木器制作和丝麻纺织等方面都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考古文物表明,当时的杭州先民已处于原始社会晚期,即将进入文明时代。
杭州地于2200多年前秦国时开始置钱唐县,同时置余杭县,同属会稽郡。其时钱唐县是一个山中小县,三面环山,东南一面临水,与大海相通。现今的杭州城区尚在海中,后来由于钱塘江水流带下和海潮涌上的泥沙不断堆积,逐渐成为陆地。至南朝梁、陈年间,先后置临江郡、钱唐郡,郡治钱唐县。隋开皇年间改钱唐郡为杭州,将杭州和钱唐县的治所移至柳浦之西的凤凰山麓,并开始营建杭州城垣。隋炀帝又开凿江南运河,使杭州成为贯串中国南北的大运河的终点。从此,杭州改变了原来的山中小县的地位,逐步成为水居江河之会、陆介两浙之间的要地,走上大都市的发展历程。至唐代中期,杭州成为“珍异所聚、商贾并辏”的商业都市。又由于杭州刺史李泌、白居易在任期间,兴修水利,在城内凿井以供居民饮水,在西湖疏浚筑堤以利灌溉农田,使杭州经济日益发展,人口迅速增加,一跃成为当时的东南“大都”、“名郡”。
五代时,临安人钱镠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时称西府或西都。当时中国境内干戈扰攘,四方鼎沸,北方的许多地方屡遭兵燹,一些大都市衰落,唯独吴越国由于钱氏王室实行一系列“保境安民”政策,战争破坏较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和文化也得以继续发展。杭州作为吴越国的首都,开始成为全浙江(还包括今福建北部和江苏南部的一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钱氏王室又重视发展海上交通,同南北各地及海外一些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并修筑捍海石塘,多次扩建杭州城垣,内筑“子城”,外修“罗城”;遂使杭州这个新兴都市进一步崛起,赶上和超过原来浙东、浙西和苏南的其他都市。
北宋期间,置两浙路,杭州为路治所。经过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曾在杭州两度担任地方官的苏轼等人在市政建设方面的建树,不但使杭州的经济和文化更加繁荣发达,而且使西湖山水更加秀丽,时人誉为“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
宋室南渡后,先以杭州为行在所,后正式定都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杭州成为南宋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给都市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和机遇。随着宋室南迁,北方大批人口流寓杭州,使杭州人口急剧增加。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其时临安府人口已达124万多人,其中府治所在地钱塘、仁和两县的人口达43万多人。在北方移民中,除了有皇室、贵族、官宦、富绅外,还有大批文人学士和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饮食服务等各种行业的能工巧匠,他们定居杭州,促进了杭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据《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等典籍记载,临安城内的工商业有414行,各种手工业作坊有22类,生产小商品170多种。其中尤以丝织业最为兴盛,除有大量的民间作坊外,还有绫锦院等规模较大的官营工场,所产的缂丝、纻丝和绫、罗、锦、缎名扬海内外,人称临安为“丝绸之府”。造纸、印刷、制瓷、造船等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当时的临安不仅是国内最繁盛的商业都市,而且是主要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又是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一年四时商贾游客云集,大街小巷店铺林立,驿馆旅舍随处可见。临安的文化教育事业相当发达,除有太学、武学、医学等国家教育机构外,还有府学、县学等各类学校,居民中从事各种文化戏艺的人也不少。为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南宋朝廷还着力进行市政建设,营造宫殿和官署,扩建城墙,修筑道路,整治河道,疏浚西湖,建造园林,从而使杭州更加繁华和美丽。在南宋150多年间,是封建社会时期杭州都市发展的鼎盛阶段。
宋亡元立,杭州城市受到很大破坏,临安府改名杭州路,为江浙行中书省的治所。杭州在政治上的地位虽有下降,但仍不失为我国东南的重镇,其繁荣的工商业和优美的西湖风景仍然吸引着四方客商和游人纷至沓来。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称当时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明代,改杭州路为杭州府,为浙江行中书省和浙江布政使司的治所。清代,仍称杭州府,为浙江行省省会。明清时期,杭州的工商业进一步发展。除传统的丝绸生产外,曾出现了“五杭”(杭剪、杭扇、杭粉、杭线、杭烟)等手工业名特产品。在丝织业中还出现了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在文化、教育方面,创办书院之风盛行,曾出现崇文书院、敷文书院、书院、诂经精舍和求是书院等著名书院。西湖自元代以来长期未加整治,逐渐湮废,明清期间进行了多次疏浚。特别是明代正德年间,杭州知府杨孟瑛力排众议,对西湖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清代康熙、乾隆多次来杭巡游,对西湖的整治也有所推动。
清末,杭州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杭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在拱宸桥地区设立通商场和日本租界。在日租界内,一切行政、司法权都为日方占有,成为“国中之国”。日方在租界和通商场内设警署,办报纸,开办各种企业、商店和邮政所、银行等,并同当地的地痞流氓、帮会势力互相勾结,开设所谓“六馆”(烟馆、妓馆、赌馆和戏馆、茶馆、菜馆),大肆进行经济、文化侵略。
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几千年封建王朝在杭州的统治。中华民国成立后,废杭州府,以原钱塘、仁和县地置杭县,直属浙江省,为省会所在地。民国16年(1927),划杭县所属城区和部分郊区设立杭州市。此后,杭州一直为浙江省的直辖市和省会。
自中华民国成立后,杭州一度成为新旧军阀混战之地。民国26年(1937),日军大举侵华,杭州沦陷。在日军侵占期间,杭州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日本侵略者到处烧杀抢掠,被杀的抗日志士和平民不计其数,在市郊乔司和富阳宋殿村等地都有大批平民被杀,留有“千人坑”的遗址。日本侵略者还实行统制经济的政策,大肆掠夺各种战略物资,并疯狂破坏各种市政设施和名胜古迹。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政府推行反人民的政策,杭州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杭州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一方面加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开始改变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闭关锁国状态,促进了近代的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兴起。杭州陆续出现了一批丝绸工厂、棉纺织工厂、机器制造工厂和火力发电厂、造纸厂、火柴厂等近代机制工厂。根据民国20年(1931)的不完整资料,其时杭州的机制工业已有28个行业、226户,从业人员10800多人。近代的金融业、邮政电信业以及公路、铁路、航运、航空等近代交通运输业,也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杭州的近代教育事业发端较早,曾经出现国立浙江大学、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省立杭州高级中学等著名学校。然而,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杭州的近代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在日军侵占期间和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摧残和政府的腐败统治,许多行业和单位已处于奄奄一息的困境。
杭州人民具有爱国、民主、革命的光荣传统。早在南朝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就在富阳县爆发了唐yu(上“宀”下“禹”)之领导的农民起义,一度建立以钱唐县为中心的农民政权吴国。隋炀帝大业九年(613),余杭人刘元进领导农民起义,一时拥众10余万人。唐高宗永徽三年(653),睦州农民起义女领袖陈硕真曾率部攻下桐庐、於潜等大片土地。北宋宣和元年(1120),在睦州又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军曾攻下睦州、杭州、婺州、衢州等6州50多县,威震东南半壁。清咸丰十年、十一年(1860、1861),太平军曾两次攻占杭州,特别是第二次占领达两年之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实施了一些有利于贫苦大众的政策。辛亥革命前夕,杭州的许多革命先行者在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组织革命武装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清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后,浙江和杭州人民迅即成立新军,一举光复杭州,成立浙江军政府,并派部队参加江浙联军,为光复南京作出了重大贡献。
辛亥革命后,杭州人民继续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民国8年(1919)发生的“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杭州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爱国和罢课、罢工、罢市斗争,并创办了《浙江新潮》、《钱江评论》等进步刊物。民国10年(1921)9月,在萧山衙前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动,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组织和领导的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反霸斗争。民国11年(1922),中国杭州地方组织成立,领导群众为促进国共合作和反对新旧军阀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许多革命志士为此而被捕入狱和英勇献身。在抗日战争期间,杭州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各种方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武装斗争。抗战初期,我国驻杭陆军和空军对侵华日军进行了多次抗击。新四军在杭州郊县开展了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日伪顽势力。上海职工委、苏南区党委和浙东区党委先后派员来杭建立点线,开展隐蔽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杭州人民为反对的反动统治,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开展了以反卖国、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此伏彼起。民国36年(1947)10月发生当局杀害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的惨案后,杭州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迫害、争自由、求生存的群众运动,并得到全国各地和国际正义人士的支持和声援,给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杭州人民在杭州市委的领导下,进行了护厂、护校、护桥等斗争,终于在1949年5月3日迎来了杭州的解放。从此,杭州这座被誉为“人间天堂”的美丽城市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开始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杭州解放时,旧社会留下一个百业凋零的烂摊子。根据不完整的资料,解放前夕,杭州城区失业和全无收入的贫民约达5万多人,占总人口10%以上。1949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仅2.55亿元,人均不到90元;全市工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1.41亿元。解放后,杭州人民在中国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进行反革命、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等社会改革的同时,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由于人民成了新社会的主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逐步确立,明显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杭州的经济和各方面建设事业有了迅速发展。到1957年,杭州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达7.04亿元,比1949年增长1.43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全市工业总产值达6.08亿元,比1949年增长3.3倍;农业总产值也1949年的3.38亿元增长到1957年的6.4亿元。
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杭州人民以极大的热情进行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工作出现了大发展的势头。然而,由于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缺乏认识,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急于求成等“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杭州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1957年的反斗争和以后开展的多次政治运动,曾经造成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使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在1958年开始的“”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曾经出现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表现的“左”倾错误,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六十年代初经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济形势迅速好转。但不久,又开始了“”的十年内乱,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和损失。尽管如此,由于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杭州的经济和各方面建设事业仍然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到1978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28.4亿元,比1957年增长2.14倍;全市工业总产值达43.96亿元,比1957年增长6.23倍。特别是在“”期间新建、扩建的一大批大中型工业企业,经过不断的建设、整顿和改造,大多数都得到巩固、提高和壮大,在全市开始形成半山的钢铁机械工业、拱宸桥的轻纺工业、古荡留下的电子仪表工业、望江门外的食品工业、萧山龙山的化学工业等主要工业区。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杭州与全国各地一样,贯彻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现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通过批判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思想影响,落实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一系列政策,调动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推动了改革、开放的逐步发展。
在农村,广大农民以务实的创造精神,逐步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到1984年,杭州市农村已有98%的大田作物,82%的集体山林、90%的鱼塘和社队企业实行了联产责任制,同时普遍实行了政社分设,逐步建立统分结合的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杭州农村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农村改革的顺利进行,推动了城市改革的逐步开展。城市改革以搞活企业为中心,实行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扩大和落实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建立和完善各种经济责任制,逐步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营实体。围绕搞活企业这一中心环节,推行计划体制、价格体制、金融体制、流通体制和劳动工资管理制度等配套改革。同时,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大力发展商品流通,促进横向经济联系和合作,鼓励发展城乡个体和私营经济。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开展对国外、境外的经济交流和合作,发展来样生产、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并开始直接引进外资,兴办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
杭州的改革开放虽然只是开始起步,但它已经象一股强劲的春风,迅速吹遍城乡大地,各个方面都充满生机和活力,各项事业都以异常的速度向前发展。从1978到1985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15.2%,大大高于前29年平均每年递增7.2%的幅度;全市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8.7%,也高于前29年平均每年递增12.6%的幅度。在工业生产中,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全市乡镇工业产值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6%上升到1985年的25%。商业、交通、邮电、金融、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也大大加快,其在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18.1%上升到1985年的24.8%。在市政建设方面,加快了旧城改造的步伐,古老的中河、东河开始进行彻底治理,大批新建住宅拔地而起,原来那种“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的状况正在迅速改变。
杭州由于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经过广大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和开发建设,现已成为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的新型城市。它既是浙江省的政治中心,又是浙江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1985年,杭州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90.49亿元,人均1675元;其中市区人均3633元。
杭州在农业生产方面,是多种经营比较发达的地区,不但盛产水稻等粮油作物,而且盛产蚕茧、棉麻、茶叶、竹木、水产、蔬菜、水果等。1985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达180万吨,平均年亩产814公斤。杭州的络麻产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茶叶产量约占全省的四分之一。
杭州的手工业生产历来相当发达,近百年来现代工业逐步兴起,现已形成以加工工业为主、轻重工业相结合、门类比较齐全、技术比较先进的工业结构。1985年,全市工业有大小行业128个,乡以上大小企业5800个(其中大中型企业89个),职工75万人,总产值达146.35亿元。1984年杭州已进入全国10个工业产值超百亿元城市的行列。杭产工业品在全省居于重要的地位,有些产品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在传统的丝绸和纺织品生产中,绸缎、棉纱、棉布、针织品、化纤、麻袋等产品的产量占全省首位,且是出口纺织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在轻工业的50多个大类产品中,机制纸、啤酒、自行车、手表、肥皂、灯泡等23个大类产品的产量均占全省首位,其中缝纫机、保温瓶、铜板纸等8大类产品系省内独家生产。解放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机械、电子工业中,生产的品种和规格已达7000多种,并且涌现出空分设备、工业汽轮机、平面磨床、船用齿轮箱等一大批名牌产品。
杭州地处钱塘江下游和大运河南端,加上沪杭、浙赣等铁路先后建成通车和公路、航空等的兴起,水陆交通比较便利,长期以来成为周围地区物资集散和商品交流的中心。尤其是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内外贸易更趋兴旺。1985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41亿元,比1978年增长2.7倍,比1952年增长14.4倍。1985年全市外贸收购总值达7.27亿元,比1978年增长74%。经济生活中的横向联系不断扩大,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和协作广泛发展。据不完全的统计,1985年全市有2570个企业同省内外的6500多个单位建立了经济技术协作关系,其中同省内各地市县的协作项目占四分之三。
杭州的教育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在已经建立起从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以及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的完备体系。1985年,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全日制学校4800多所,在校学生71万多人。在高等教育中,除有驰名海内外的浙江大学和浙江美术学院外,还有杭州大学、浙江工学院、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丝绸工学院、杭州电子工学院、杭州商学院、杭州师范学院等20所,在校学生近3.7万人,为省内外培养了大批的各方面建设人才。
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开始传入杭州,在工农业生产和建筑、交通、医药卫生等方面陆续采用了一些现代科学技术。解放以后,杭州的科学技术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985年,全市共有各级各类科学技术研究机构近300个,其中包括联合国国际水稻研究中心、中国第二海洋研究所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杭设立的科研机构、省属科研机构50多个。全市各类科学技术人员达6万多人。在杭的各种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约占全省的四分之三。
杭州的医疗卫生事业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一定的基础。在中医药方面,历代名医辈出,名店迭起。辛亥革命以后,西医西药迅速发展,现代医疗机构陆续建立。1985年,全市共有县及县级以上医院59家,其中包括浙医大附属一、二医院、浙江医院、省人民医院、省中医院等省内重点医院,以及浙江省肿瘤医院等重点专科医院。
杭州的文化艺术事业历来相当繁荣。1985年全市有越剧、昆剧、京剧、音乐、歌舞、杂技、曲艺等表演团体27个。地处西湖孤山的西泠印社,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研究金石篆刻和书画的艺术团体,名扬海内外。杭州的文学创作相当活跃。新闻、出版、图书、博物、广播、电视和体育等事业也都有相当的基础和规模,在全省居于中心和主导的地位。
杭州不但是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国内外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这是由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经过长期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杭州所以被称为美丽的城市,主要是因为有一个美丽的西湖。西湖原是杭州湾的一个小湾,后来由于自然变迁,与大海隔断而成为湖泊,经过历代的不断疏浚和建设,在西湖之中和西湖周围,陆续出现了许多风景点。这些风景点各具特色,既有自然风光之美,又有人力创造之功,把西湖打扮成多姿多彩的璀灿明珠,而且有朝夕晨昏之异,风雪雨雾之变,春夏秋冬,仪态各殊,古往今来令无数中外各方人士倾慕不已。
杭州所以成为令人向往的旅游胜地,还由于秀丽的自然风景与丰富的历史文化结合在一起。杭州悠久的历史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各地已发现的文物古迹达一千多处,其中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0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40多处。它们之中有“良渚文化”遗址,有建于吴越国时期的六和塔、白塔和保俶塔,有建于东晋的灵隐寺和建于唐代的凤凰寺,有著名的飞来峰造像和慈云岭、烟霞洞等造像,有南宋的皇城遗址和官窑遗址,有建于清代的文澜阁和西泠印社,有爱国名将岳飞、于谦、张苍水和辛亥革命先行者秋瑾、徐锡麟、章太炎等人之墓。人们来到杭州,不但可以饱览湖光山水之美,而且可以身临历史文化遗迹,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熏陶。
杭州由于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关系,使它成为人文荟萃之地。历代许多文化名人,如著名的诗坛巨子白居易、林和靖、苏东坡、陆游,著名的艺术大师马远、黄公望、吴昌硕、李叔同、黄宾虹、潘天寿、丰子恺、常书鸿,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鲁迅、郁达夫、夏衍,著名的戏剧家和表演艺术家洪昇、盖叫天,著名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沈括、毕昇、茅以昇、竺可桢、苏步青、钱学森,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蔡元培、马叙伦、陈望道、沈钧儒、马寅初等等,都同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在杭州留下许多足迹和著作,给杭州增添了光彩,提高了杭州的知名度。
杭州解放后,中国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西湖名胜古迹的保护和开发建设,使原有的景点更加光彩夺目,又增加了不少新的景点。为了从根本上改善西湖的水质和周围环境,对西湖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对西湖风景区内的污染进行了综合治理,对西湖周围的群山植树绿化,并于1985年动工兴建西湖引水工程,以钱塘江水作为西湖的新的水源,从而使西湖的山更青,水更碧、景更美。
在加强西湖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和建设的同时,杭州市还在西湖外围开发建设了灵山幻境、瑶琳仙境、灵栖洞、千岛湖、天目山自然保护区等新的风景点。“两江一湖”(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风景名胜区,于八十年代初与西湖风景名胜区同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杭州市由于名胜古迹众多,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历来为国内外人士游览向往之地。解放后几十年来,各国来华访问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其他外宾和华侨,不少曾来杭州参观游览。我国领导人包括、周恩来、、朱德、等也多次来杭开会、工作或休息,许多重大事件都在杭州留下记载。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兴起,杭州的旅游事业加快了发展步伐。1985年全市共接待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23.84万人次,比1978年增加3.46倍;接待国内游客1550万人次,比1978年增加1.6倍。由于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饮食服务、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和国内外商业贸易、经济合作等的快速发展,对杭州的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杭州作为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及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城市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杭州存在的一些劣势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杭州的自然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缺乏煤炭、石油和钢铁等能源、原材料,也缺乏出海深水港口。杭州人口稠密,人均耕地只有0.57亩,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杭州虽然地灵人杰,人民勤劳智慧,但是许多旧的思想观念,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
全市人民正在中国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团结一致、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发挥杭州的各方面优势,扬长避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把杭州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人间天堂”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