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从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及格雷夫人的家信中关于潮汐与游园的记载出发，着重探究潮汐与广州园池之间的关系，分析广州历代园林沿水系分布的七条主要线索， 深入解读历史文献和图像中的内城喻园、花地馥荫园、河南潘家花园、荔枝湾海山仙馆、西关长寿寺花园和伍家花园等代表性园林因应潮汐而出现的双池与多池、窦口、池间堤、堤边树、垂直池壁与拦河、高架廊道和池上楼馆等现象，以及其中蕴涵的海山想象。认为潮汐对广州园池的择址、布局、立意、理景、造屋、栽植和游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依水筑园、跨波构基、高树深池、风廊水殿和真海仙山等“惟岭南园林得之”的重要特色。

　　嘉道间广东名士谢兰生（1769—1831）在《常惺惺斋日记》中反复提及乘舟前往广州城外的荔湾、花埭和河南游园时因潮汐涨落而变化的水流方向（即“水巡”）对出行的影响，摘数条列于下。

　　嘉庆廿五年（1820）正月二十日，“随与楷屏过海幢一行。欲往花埭，以水巡不合，遂止”。二月初三，“午后欲往河南。不果，顺潮上寻雪子谈禅”。五月十六日， “有新安邓君岐西邀游荔湾，重上擘荔亭。……月出后散席。好人与采兄不知水退，邀同上铭山小舟，久坐潮不得长，不得已俱散，还观妙楼，将三鼓矣”。

　　道光二年（1822）七月二十七日，“代墨池写小画一幅， 即与下船过花埭，入翠园暨静香堂，又过访杨君，入清溪禅院少坐，午后入山村松阴下泊，饭后趁潮还斋一行”。

　　道光八年（1828）五月十五日，“上唐荔园，适平湖携小婢偕同三弟、冯王二公先在园内唱曲。……水退，顺流而下泊漱珠桥下，饮数杯先还”。八月二十日，“与衢尊到净香园，欲与妙师过花埭，以水巡不合而止”。

　　广州沙面堂主持牧师格雷的夫人（Mrs. Gray，本名Julia Cox，1838—1921）在1877年6月25日给母亲的信中谈及前往珠江上游的园林观赏荷花：“他昨天带来一艘私家游船（mandarin-boat），舒适且宽敞，可载20人。……我们中午出发，不到1小时便抵达园林，因正好涨潮。这是安排珠江水上游览最需要考虑的问题。”次年4 月29 日的信件中写道：“我们曾数次试图沿着与河南（Honam） 相交的通潮河涌（tidal creek）乘船上溯，环绕一圈，然后从宽阔的珠江返回，但都因低潮失败了。上周我们决心再试一次，在一个潮汐结束时开始，为的是（返程）在珠江赶上顺潮（fair tide），我们知道一旦错过，旅程就会延时， 晚上才能到家。”

　　从以上记述看，潮汐与当时广州园林的游赏密切相关， 乘舟往返需依循潮汐涨落的规律。在水网密布的广州府， 无论是规模较大的行商园林如伍家花园、海山仙馆、馥荫园，寺观园林如长寿寺花园、海幢寺花园、大通寺花园， 还是尺度相对较小的私园如佛山梁园、番禺大岭村永思堂， 潮汐对园池的择址、立意、理景、造屋、游赏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对潮汐有意识地进行管理和利用，可说是岭南园林有别于内陆园林的重要特色。

　　陈从周先生《续说园》中的一段文字曾被广泛引用：“旧时岭南园林，每周以楼，高树深池，阴翳生凉，水殿风来，溽暑顿消，而竹影兰香，时盈客袖，此惟岭南园林得之，故能与他处园林分庭抗衡。”以往的讨论较多关注此中述及的楼阁、花木等方面，而对高树深池、水殿风来则着墨甚少，尤其是其与潮汐之间潜在的关联。本文着力探究潮汐之于广州园池的影响。

　　广州园池以“池”胜，远可追溯至大约两千年前的南越王御苑，其遗址有达3600平方米的蕃池和残长160米的大型石渠。虽然南越王宫苑遗址距离今天的珠江岸线米，但其始建之时却在珠江之畔，当时特大潮可淹南越王宫走道。

　　三国时吴交州刺史陆胤因“州治临海，海流秋咸”，在越秀山麓的菊湖蓄水，民得甘食。唐岭南节度使卢钧“又筑堤百余丈，潴水给田，建台榭其上，列植木棉、刺桐诸木，花敷殷艳，十里相望如火”。宋时，“菊湖云影”已为羊城八景之一。

　　至南汉乾亨三年（919），刘龑因池沼而凿仙湖，湖中置药洲，洲中列石“使罪人移自太湖、灵璧浮海而至”。

　　明清时期，尤其有清一代，广州造园活动空前高涨，城内、城南、东关、西关、河南、花地至少有园池125处。在没有蒸汽动力的时代，对于居住于广州城的人来说，得潮汐之利和水上交通之便，乘船去沿水分布的城郊园林游玩均可在一日之内往返。同治九年（1870）张德彝撰《三述奇》有载：“……其他可游之处，如潘家园、海幢寺、小田园等处，皆距城不远，梅冈竹坞，清雅可观。其余河汊，左通波罗水、黄埔、狮子洋，右达柳波涌、白鹅潭，率皆鹭涛鸥涨，一色清澄。”

　　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德国营造师舒乐（F.Schnock）测绘的《广东省城内外全图》为底，标示出各园位置，可梳理出其沿水分布的七条主要线 清末广州园池分布及其与水系关系图

　　1）内城宋西湖低地一带：主要分布着官署及书院园，城内的园林多与六脉渠相通，以提学署喻园（今药洲遗址）最著名（图1中①处）。

　　2）城北越秀山将军大鱼塘洼地（宋菊湖低地）及越秀山麓，至小北门洼地一带：主要是书院园、寺观园及文人园，如应元书院、应元宫、野水闲鸥馆等（图1中②处）。

　　4）上、下西关涌和西郊荔枝湾一带：多为行商、盐商及文人园。靠近西门有华林寺诃园和处在上西关涌尽端的长寿寺堞影园等寺观园林。下西关涌大观河沿岸最著名的当属十八甫伍家花园（前身为泰和行颜时瑛的磊园），荔枝湾一带有闻名中外的潘仕成海山仙馆，还有义成行叶家颇受士人赞许的小田园等（图1中④处）。

　　5）河南漱珠涌两岸：主要为行商园和寺观园，著名者有同文（孚）行潘家花园、怡和行伍家花园以及海幢寺松园（图1中⑤处）。

　　6）花地河网区：有文人园、行商园及经营性花圃园，如辞官归里的张维屏（1780—1859）所筑听松园、画家邓大林的杏林庄、行商伍氏馥荫园（原为行商潘氏东园），经营性花圃翠林园等（图1中⑥处）。

　　7）城南海皮：多为瞰江楼阁，近十三行商馆区为行商家族的楼阁，如义成行叶廷勋的风满楼。而玉带河以南的沙洲上多为盐商及文人楼阁，如翰林孔继勋建于太平沙的岳雪楼、张曜杓的露波楼、许祥光的袖海楼等。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东园亦在城南（图1中⑦处）。

　　历史上的兰湖、菊湖、西湖在明清时已大为缩小乃至消失，玉带濠、漱珠涌今已被覆盖或填埋，城南临江海皮在清末民初被建设为繁华的长堤。只有回到历史的情境中，方能理解广州园池与水系、潮汐的关联。

　　19世纪中叶，魏源在岭南壮游时描绘了颇有画面感的景象：“濠镜羊城水气氲，华夷估舶自成群。门前潮汐家家海，檐际榕棉寺寺云。”在澳门和广州之间，有伶仃洋、狮子洋和珠江网河区的水道，其中白鹅潭至南海神庙前的珠江被称为“珠海”，皆因其古时水面辽阔且有潮汐。涨潮时潮水从洋入海，再经外江干流（常以“水道”“江”命名）涌进河汊（常以“涌”命名），在落潮时反向流出，水流随潮起潮落往返涌动，为船只提供了天然动力，每日往复的潮汐早已融入沿海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时间上的节律。广州的断裂带及溺谷湾形态构成了广州城地形和水系的基本格局，城内的六脉渠接城北越秀山、白云山之来水，南通珠江，受潮汐影响南北往复流动，而西关的水系则东西向往复流动。

　　北宋名臣余靖曾往海门和武山等地观察南海潮候，所著《海潮图序》云：“盖月之所临，则水往从之。……故月临卯酉，则水涨乎东西；月临子午，则潮平南北。”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水语》中谓：“广人以潮汐为水节。或日一潮而一汐，或日两潮而两汐，皆谓之节。其在番禺之都，朝潮未落，暮潮乘之，驾以终风，前后相蹙，海水为之沸溢，是曰沓潮。”并论及广州潮的特点：“以朔日长，至初四而消；以望日长，至十八而消，谓之水头。以初四消至十四，以十八消至廿九、三十，谓之水尾。春夏水头盛于昼，秋冬盛于夜；春夏水头大，秋冬小。”且与琼州潮进行了比较。同治《番禺县志》载有一段潮汐因朝暮、里外海和水道曲直而异的简明文字：“县内诸水皆有潮汐，……故潮因之亦有昼夜早暮之不同，里海较大海潮迟数刻，乃迳迅迂回之别耳。”珠江口为不规则混合潮的弱潮河口，潮差较小，大潮一般高四尺至六七尺不等。

　　河口北窄南宽，东深西浅，湾型成喇叭状。涨潮时潮水从外海涌入伶仃洋，向北抵虎门，此段水面逐渐收窄，因潮汐动能大于径流，潮差沿程递增，多年平均潮差由香港附近的1米左右，到虎门增至最大的1.6米左右。过虎门，北入狮子洋后，水面骤然窄缩，抵黄埔时，潮差维持在1.6米。向西入广州城下,潮汐动能逐渐减弱，至西关潮差降低至1.2米左右。

　　潮汐有利有弊。因珠江水道坡降小，潮汐上溯较远，为逆流而上的船只提供动力，可深入广阔的腹地。此外，潮汐冲刷之下，水中携带的泥沙沉积为沙坦，经工筑后可作养殖水产的基塘或可耕种的土地，海边的鱼塘在合适情况下可自流灌溉，“通舟楫，输阡陌，奏庶鲜食，其功巨矣”，是为潮汐之利。潮汐有可能淹没低洼地并带来咸潮，且顶托河水导致沉沙泛起、排水不畅、污水倒灌，退潮后淤泥外露甚至包裹植物茎叶，难有亲水之感，又每年春夏大潮遭遇五月龙舟水或七八月大风，常有水灾，是为潮汐之弊。广人视潮汐为生活的一部分，善用潮汐之利而减弱潮汐之弊。对待潮汐的态度，决定了广州园林中潮汐的利用及观法。

　　光绪十二年（1886），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致梁鼎芬的信中，谈及他在为广雅书院选址时，曾前往荔枝湾一带相地，明确提出此处“可园不可书院”：“一为西关外广田园，鄙人亲往相度，水浅而浊，气势不畅，且地价垫基需三万四千金（建造工料在外），其势难成。一为海山仙馆，亦曾亲往，有水无地，可园不可书院，且潘氏衰败，地势可知，盖由水道不佳之故。”张之洞区分了“可园”与“可书院”两种用地，其理想书院的构想是既有能传授课业的厅堂又有斋舍，因而有较密集的建筑，之后建成的广雅书院可加印证。荔枝湾一带地势较低、水多地少，需要投入大量的改造费用对基地进行整理，适宜用以营建屋宇疏朗的别业园，而不适合作为书院用地。

　　潮汐所及之地也称潮间带，能提供较为开阔的泥坦或沙坦，“潮长水浸，潮退无水”（图2），有着丰富沙田开发经验的广人善于将其整理为连片的水塘，《广东新语》云：“其筑海为池者，辄以顷计。”荔枝湾一带在潮汐与白鹅潭波浪的影响下易形成水下沙堤，加上人工围垦逐渐形成连片的池塘区（图3）。荔枝湾地面标高低于珠江大潮水位0.84米，春夏大潮时极易受淹，且积水不易排出，据方志记载：“雨水之浸淫易涸，而潮水之浸淫难涸。丛桂坊以下，东北江或涨则道不可行。”此外，荔枝湾“潴城西十万房栊之脂水，潮汐落时，浓腻淤积，往往而有，而所种之莲、菱、茡荠、慈菇、蕹菜之属，足以吸摄之。陂塘曲折其上，又多蕉荔榕柳”。宜作为果基鱼塘等生产性用地。在海山仙馆以前，荔枝湾一带常见兼具生产与游览的季节性半郊野园林，多在荔枝成熟、荷花盛开时节接待游人，唐荔园原名即为虬珠圃。

　　一份同治十三年（1874）荔枝湾泮塘五约的围田契显示，这一带的田价约55两/亩，属于中等田价，远低于西关城厢地区的宅地和商铺地价。道光二十三年（1843）时，十三行地区无上盖的地基，租银便要约155两/亩·年。地价虽平，但荔枝湾一带堤的修筑、池塘的开浚，非小户人家所能，往往是豪族大户所为或集众人之力完成，正因为此，此地更适宜兴造大型别业园。

　　“每周以楼”描述的是以建筑围合园林边界的情形，而由周边的建筑所围合的，往往是池或者水庭，池在岭南园林布局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广州园池多通潮汐，且常见双池和多池，因此产生了池间筑堤、构渠、架廊，在堤上建桥、廊和亭榭的做法，有“跨波构基”之谓。

　　广州园池用地或为河涌尽端的洼地，或就原有的池塘开挖而成，通潮汐的池十分常见。现存的园林中，梁园、清晖园等外部水系已被填埋，但可以从历史地图上观察到其曾经与通海河涌直接相连；大岭村永思堂、陈廉仲公馆花园等仍然与河涌相通，但因河涌水位受水闸的管控，不复有每日自然的潮汐涨落。

　　在园池与河涌之间，常开有水窦直接相通，又或引一小渠相连接。花地馥荫园为行商家族伍氏所有，原是另一行商家族潘氏之东园，张维屏称“池水活通潮”。馥荫园的池塘有两个窦口，同在靠近主河涌的西侧。从两张馥荫园的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池的船厅附近和小池的短边各有一个方形的窦口（图4）。

　　目前大岭村永思堂园林的方形水池尚可直通河涌，窦口位于池南，原应有木板控制潮汐出入，通过短渠与尽端式的玉带河相通，进而通过砺江涌连接到狮子洋。窦口尺寸为500毫米宽、440毫米高，窦口后通向河涌的短渠底面向外倾斜，只有潮位较高时表层较清澈且咸度较低的水能进入方池。在不远处有一道跨过玉带河的单拱石桥接龙桥，桥内侧曾设有可随潮汐涨落而自行开合的木闸门，痕迹尚存，涨潮时木闸在潮水顶托之下打开，潮水可进入河涌尾端，而退潮时水流带动木闸关闭，避免尾端的水退尽，在开闭之间实现了水的交换，园池的窦口完全可以利用相同的原理来管理池水，且可节省人力。

　　有些园池通过覆以亭、榭或廊将窦口隐藏起来，亦可防止杂物及树木落叶直接进入窦口造成淤塞。余荫山房东北侧的窦口在孔雀亭后方；河南伍家花园窦口在水榭下方，此外还有一水栅可通舟；长寿寺响泉廊有可能在西池出河涌的窦口之上，“岭南三大家”之一陈恭尹有诗云：“海潮争出入，不激亦长鸣。”窦上覆亭的典型当属位于荔枝湾涌畔的陈廉仲公馆，院中的水池共有两闸，靠西的水闸后又有水门，从河涌乘船可由此直接进入园内。

　　广州园池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较多采用双池甚至多池的做法。内城喻园、西关长寿寺花园和颜时瑛磊园、河南伍家花园和花地馥荫园均有大小二池，位于荔枝湾的海山仙馆更是多达七塘。

　　清代喻园位于城内提学署旁，为六脉渠所经，光绪年间广东学政徐琪（1849—1918）重浚药洲池水，作《喻园记》，刻园景图《喻园疏辟》（图５），反映了药洲重修后的景象。图中喻园有双池，池间夹一横堤。宋时，此地尚存湖面且近海，文溪直接入池后出清水濠达海，故而池水通潮。宋广南转运使许彦先有云“花药氛氲海上洲，水中云影带沙流”，石痴米芾亦写下“碧海出蜃阁，青空起夏云”之句。明时文溪已成六脉渠之一，水经市廛多不清洁，加之潮汐顶托致排水不畅，成化辛卯（1471）广东按察使宁良遂于池中建堤渠，“沟东岸引淤流灌诸海”，以隔绝潮汐带来的污染。

　　城西长寿寺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利用上西关涌南支尽端低地开挖而成园池。康熙十七年（1678），大汕和尚（1633—1705）自苏州返粤，住持长寿，设招隐堂，黄登《岭南五朝诗选》称其“首建宝镜堂、离六、半帆、绘空、云半、怀古楼、殿（澱）心亭榭一十二所。池塘花圃，潮水周通，禅余放参，兴到吟和”。大汕在《楼居谩兴百咏》序中道：“台是亦非，本来方丈；云分半阁，更上一层。双牖互开，夹两池之明月。”长寿寺中西池为主池，另一池可能是由河涌引潮汐入池的一段水渠，中有小洲“芙蓉渚”，梁佩兰《长寿寺十咏》有“木末芙蓉渚，双渠引灌长”句。大汕和尚引潮汐贯通长寿寺园池，以更新池中水体。由于园池处于河涌尽端，潮汐带来的水动力较弱，时需清淤。1907年舒乐所绘地图中，长寿寺已被拆毁，池尚存。

　　多池之出现，乃因别业园往往占地广大，且多择址于珠江滩涂、河涌边低地，本身便是从潮间带人工填筑或围海为池而来。邱熙（或作“熹”“熺”，1773—1851）所建唐荔园“乃潮坦锹筑基礐以为围田，田中树荔，不及二三十年，且环圃皆水田，无有高地，南汉时尚为沧海”。陈务滋于道光甲申（1824）绘《唐荔园图》（图６）中有多池，基上树荔，池上架亭，栈桥蜿蜒其间。海山仙馆即在唐荔园的基础上扩建而成，七塘的形态仍可从中华民国初年的地图中大致辨认出来。

　　蜀中画家田豫所绘《馥荫园图》中可见四池，由河涌埠头上岸，入园门后即一平堤，分左右双池，远处隐约还有两池。平堤上构一桥亭，桥下通双池之水。两侧池景大为不同，左池较为开敞，而右池较狭长，池岸上梅枝探向水面，显得颇为阴翳。

　　广州园池因常有双池或多池，池间夹堤是理水的关键之一，堤需考虑池与桥、廊、亭以及植栽等多重关系的处理，堤的高度需与高潮水位相适应，堤岸需应对水位涨落带来的冲刷。

　　池与池虽隔，池水却多相通，堤中架桥梁，其下通水。海山仙馆共有四种桥梁：平桥、拱桥、平桥覆亭、拱桥覆亭。河南潘家花园的一幅外销画（图7a）近景为一平堤及一石拱桥，佛山梁园堤上有韵桥，磊园中有拱桥，最为典型的为馥荫园双池间的直堤、拱桥及覆亭（图7b），此桥亭亦是外销画及摄影之经典对象，流传广泛。

　　植物猎人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1812—1880）曾游览馥荫园，提及堤上“一条长且窄的铺砌小径两侧摆放着成行的盆栽。这个景象被八角形的门洞打破，又向前延伸，门洞后的小径覆盖着一个凉亭。……亭子的地面抬高了几英尺，如此，游人可以获得一个较好的视野观看水面和园中景物”。抬高的地面恰是亭基又是桥洞，沟通两池之水。堤对馥荫园水面的划分和游览区域的界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广州士人多喜乘舟游园，堤中置拱桥一为通水，二则可通舟。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参观馥荫园后谈及中国园林的一些特点：“这些池可以通过桥从各个方向穿过。有些（桥）是直的，有些则是闪电般曲折的。它们大部分是用精心雕琢的石头建造，高出水面三到五英尺，由石墩或柱子支撑（stonepostsorpillars）并装有精巧的栏杆。有时它们建造得足够高，以容纳一个漂亮的拱券作为支撑”。通过泰勒对平桥高度的描述，结合以上图像中堤岸的水痕、埠头台阶、堤岸与水面的距离可知，堤面距离水面大致为0.9～1.5米，大潮时水位则非常接近堤面。

　　余荫山房以浣红跨绿桥（图8a）分割两个空间，西侧是由深柳堂、方池水庭、临池别馆组成的统摄全园秩序的空间，东侧则以八角池和占据最重要观景位置的玲珑水榭“闻木樨香”为中心。海山仙馆则是廊堤一体，主楼西侧沿堤为复廊（图8b），以沟通池上各景。

　　“高树深池”准确地刻画了岭南园林垂直向度上的戏剧性，通过控制空间在垂直与水平向度上的比例而获得，游览者与景物之间的距离被极度压缩后产生了垂直向度远大于水平向度的观感，游观者需采取俯仰的姿态来欣赏，以获得山高、树远以及水深的空间印象，且给游观者以“阴翳生凉”的身体感受。因阳光和雨水充沛，岭南不乏树干挺拔、枝叶繁茂的乔木，而池壁之深则与潮汐涨落密不可分，可谓广州园池的显著特征。

　　在占地广阔、烟水渺弥的园池之中，堤岸无论曲直皆平且长，堤边多植乔木以护基。广人所喜的池边树一为树形挺拔的高大乔木，如水松，二则是探水而生的果树，如荔枝、龙眼、水蒲桃等，多沿堤种植。

　　水松“喜生水旁，……广中凡平堤曲岸，皆列植以为美观”，此处所言的列植并非等距栽植，而是沿着堤岸形成疏密有致的景观。水松除种植于堤岸以护堤外，更宜植于潮汐之地，涨潮时水没入植株基部，而退潮时水位需低于栽植点一定距离。张维屏于花地松基直街处建听松园，有诗曰“水松排列护江村，风起涛生籁字喧，也与山松同一听，此园宜唤听松园”。香山县石岐的清风园外河涌堤边也有成行水松（图9）。颇为有趣的是，外销画家庭呱（Tingqua，关联昌，1809—？）所绘馥荫园图中，主楼前池中植有九棵笔直的水松，但照片却显示水松在楼前堤岸上，并不在水中。

　　荔枝（又写作荔支、离支）、龙眼等果树也是广州园池中极为常见的植栽。荔枝喜肥，因潮汐可带来丰沛的营养物质，宜植于通潮的水边。据《广东新语》“广州凡矶围堤岸，皆种荔支、龙眼。……以淤泥为墩，高二尺许，使潦水不及”，《岭南荔支谱》“荔支近水则生，尤喜潮汐湍激之地”。荔枝湾一带尤多，有“居人以树荔为业者数千家”的记载。张维屏题唐荔园有“千树离支四围水，江南无此好江乡”之句，屈大均称“东粤故多荔枝，问园亭之美，则举荔枝以对”。荔枝夹岸栽植之景观与水松不同，水松高耸挺拔，而荔枝“探水而生”，呈现出枝叶低垂的效果。潮汐涨落冲刷堤岸，广州近海风大，且有“沓潮”的现象，荔枝不仅护堤、抗风且耐涝，谢兰生在道光九年（1829）五月记载：“自泮塘被水，一切荷花都已淹没，惟荔枝丰盛，水不能害。大造红如丹砂，黑叶亦骎骎有四五分红矣。此地一遇果熟，便觉风日妍丽，虽无菱荷，亦自生色，不可解也。”

　　南汉时的御苑昌华苑便在荔枝湾，《清异录》有“刘鋹大宝二年命荔枝熟时设红云宴，岁以为常”，“红云”即荔枝成熟时挂满枝头的景象，后广人荔枝熟时不仅食果，且观果有怀古之意，加上潮水往来之景象，遂有兴亡之叹，禁烟名臣黄爵滋（1793—1853）写有“昔日寂寞昌华苑，今日阴森唐荔园。……唐家红骑刘家宴，一种兴亡付海潮”。

　　广州园池中，水面与堤岸顶边之间的垂向距离较远，加上垂直池壁十分陡峭且材质坚硬，产生了“深池”之感。陆琦认为垂直池壁是适应气候、空间、材料与场地的结果。从潮汐的角度分析，应对每日水位涨落对池壁的频繁冲刷和为集中降雨预留存水空间是形成垂直池壁的重要原因，而且对“阴翳生凉”的渴求，进一步引发了对深池的欣赏。在池壁的上方，常设置与池壁融为一体的拦河，砖砌花格拦河上往往摆满盆栽，在方便观赏的同时，防止水浸。广州夏季多暴雨，加上潮水易致排水不畅，“西潦一至，盆花畏浸，皆需高庋”。厚重的拦河直接落在池壁上方，增强了视觉和心理上的“深池”感（图10）。

　　馥荫园中从岸边伸向池底的台阶为7级，海山仙馆阶级亦相近，又池边较池中央更浅，考虑荷花种植深度的需求，则池深大约1.5～2米，平时可容纳潮汐水位变化。余荫山房池深达1.88米，日常水深不足0.8米，露出水面的池壁超过1米，其上的拦河高度为635毫米，水面至拦河顶部的垂向距离约为一人高，因此无亲水之感。

　　潮汐带来的水位变化是岭南园林中可欣赏的景观。整齐砌筑的条石、斜砌或平砌的砖石池壁最为常见；而潮汐带来的水位涨落在垂直池壁上表现更为明显，馥荫园主池中的八角亭建于台上，台基采用了与池壁相同的砌筑方式，低潮位时可看到池壁留下的涨落潮水痕。张维屏曾赋诗鲍俊之榕塘即有“水学酒深浅”之句。

　　水生植物的季节性变化改变了垂直方向的园景感受，尤其是在水面与池壁的关系上。广州园池多植荷花，谢兰生在夏日前往泮塘对面的小田园赏荷，海山仙馆中满铺池面的荷花也曾让游览的西人赞叹不已。荷花模糊了池与水的边界，遮盖了潮汐带来的水位变化。馥荫园中，当荷叶满铺池面时，会遮挡部分池壁和拱桥桥洞，视觉感受上削弱了堤岸与水面的高差；而当池中无荷时，水平如镜，拱券与倒影构成椭圆形，相映成趣（图7）。

　　“水殿风来”出自后蜀君主孟昶的《玉楼春·夜起避暑摩诃池上作》，诗中有“水殿风来暗香暖”，当时成都宫中摩诃池上建有水殿，孟昶与花蕊夫人夜起后至其中纳凉。事实上，早在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便有“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句。从《金明池争标图》《锦标图》等宋元绘画中，可见到池中建造的楼宇，不过画里是在水中填筑陆地后再建屋于基台上。明清的江南园林中，苏州拙政园卅六鸳鸯馆和艺圃延光阁都是池边的屋宇，局部在水中立石柱支承上方。相比较而言，广州园池因为受到潮汐的影响，以干栏的形式在池上建起高架廊道和整座楼阁、戏台、亭榭的情形更为多见。

　　西关十八甫伍家花园（原颜家磊园）的一张老照片清晰地显示了高架在水池上方的双层廊道（飞桥）所连接的阁和园中一个特别时刻的景象（图11）。

　　画面的近处是一座两层楼阁的角部，二层的圆形木柱落在一层的圆形石柱上，圆形石柱则落在底部方形石柱上。在画面的中部，也有一座两层的阁，遵循相同的建构逻辑。两楼阁之间，跨池的是细柱架起的双层折廊，最引人注目的是，池中水已干涸，应是正逢退潮且池水退尽，因而完全露出了池壁的叠石、池底的淤泥和廊道下方立在淤泥中的支柱，支柱几与首层高度相同。在两层廊道上，几人肃手侍立在栏杆旁，显示园主有可能正在此待客。

　　泰和行颜时瑛（1727—1792）乾隆间于十八甫所营磊园有十八境，“遥集楼”为入园第一境，据颜嵩年（1815—1865）所撰园记：“楼东由复道至倚红小阁，阁旁环植花木，有飞桥一道，连接英石假山。日曛时，阁上红墙与晚霞掩映，突出众绿之上。阁前一路假山，峰峦向背，岩洞幽深，皆以英石磊成，玲珑臻妙。山腰为‘留云山馆’，李南涧司马（文藻）《寄张药房诗》云：‘“磊园曾共到，泉石最怜渠”，盖指此也。’”与前图中的情形颇为相合。“岭南三子”之一张锦芳（1747—1792）曾为磊园此景写下诗句：“长廊直高阁，旧日结书巢。”磊园于1780年充公，伍崇曜（1810—1863）于1824年购得磊园故址，重新整理、经营为一处伍家花园，著名的藏书楼粤雅堂便在其中。颜嵩年在园记中提及“旧日雅观荡然无存，今归伍紫垣方伯”。仅就照片中的情景看，仍与旧时的磊园相若。对照园记，则近处的建筑是留云山馆，位于飞桥远端的便是倚红小阁了。

　　在广州园池中，架高的风廊与阁屡见不鲜。海山仙馆内，通往云岛瑶台的也有一条供人在高处行走的水上折廊（图8b）。高架的廊通常曲折有致，跨越水面通往两层高的楼或者阁，不独提供了在高处行走和观景的体验，也强化了深池的印象。

　　岭南夏季炎热多雨，素有构建干栏建筑的传统，以避虫蛇和潮湿。南越王宫御苑内的弯月形石池中，尚保存有立在水中的石柱，柱身为八棱形，底座为方形，方形凸榫表明石柱和其他构件之间采用榫卯连接，推测石柱支承着水面上方的园林小筑。在濒海地带的河涌之中，以木柱架起建筑的做法常见于生活在水上的疍家人所建的房屋。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富文（Rev.DanielVrooman，1818—1895）于1855年所绘《广州城及城郊全图》（Map of City and Entire Suburbs of Canton）中，广州城南河段中的一处沙洲标有“桩上的房子（housesonpiles）”（图12a），应是疍家所建的寮屋，沙洲在退潮时显现而涨潮时隐没。因不能拥有土地，疍家人多在沙洲、滩涂及河涌边建屋，为适应潮汐涨落，采用木柱架起房屋，架起的高度需考虑到潮汐涨落的幅度（图12b），图中建筑的底面距离水面超过1米，这为园池中架起的廊提供了形式上的启迪和技术上的经验。

　　回顾西关伍家花园的照片，人们恭谨的神色透露出园主似乎刻意挑选了这一时刻，将退潮后的园池作为一种特别的景观与客人共赏。池中没有荷花，也没有游鱼，无从观赏寻常的池中景观，亦可作为佐证。高潮位时较为亲人的水景、低潮位时的深池壁、潮汐带来的水位变化都成了观赏的对象——潮汐涨落的动态往往用于比喻时间流逝和感慨人生际遇，道光间进士冯询（1792—1867）有《夏日与诸子䜩集靖海门观潮》：“万屋绿连汀渚树，千帆红挂荔枝风。往来消长成古今，潮汐盈虚见始终。”而飞桥下方架起的高度，不仅考虑了潮汐涨落的水位变化，也考虑了游船从桥下经过的需要。

　　池上建曲桥、亭、榭在广州十分常见，盖因夏季炎热且漫长，池水带来的凉爽和微风，让可供纳凉消暑的池上建筑成为园中活动的中心。明成化年间，药洲遗址的爱莲亭自池畔移至池中。至广州一口通商之后，行商园林逐渐兴起，因园池规模较大，发展出将楼、台、馆、堂等重要建筑置于池中的做法，且以池上楼馆为全园布局和活动的中心。

　　1818年11月11日，英国东印度公司马德拉斯军队（the Madras Army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职员詹姆斯·威尔逊（Colonel James Welsh，1775—1861）游览了丽泉行行商潘长耀（Conseequa，1759—1823）A在西关的花园，池中央是一个大型戏台，“建在水中拱券（arches）上的是一个大戏院（a large theater），有演员休息室和戏台，这个戏院三面都是开放的，并正对富丽堂皇的亭阁（pavilions），以方便各式观众看戏。中央的主厅堂建筑高三层，屋顶层有带栏杆的小露台，从这里可以眺望广州城的每一部分和周边的乡村，远至黄埔都清晰可见”。潘长耀花园的水庭图像流传广泛（图13a），前景是开敞的水面，左侧是架在水池上的两层敞轩的柱廊局部，楼前扮成采蓬女的小鬟正撑着装饰华美的采莲舟去往画面右侧的石阶处，小舟的上方，可见稍远处三面通透的戏台。占据画面中央的是一座底层有廊、二层带平台的歇山顶建筑，山面对着水庭。图像所配的文字描绘这个带有水庭的宅子“绿树成荫，多半是家族的避暑别墅，柱廊（colonnades）、凉台（verandas）、伸出的屋顶和低垂的树枝抵挡着闷热的阳光，同时湖面为石砌岸边的游览者带来凉爽清新的感受”。另一幅描绘了相反方向的情景，荷叶顶的亭子和两层附廊格外引人注目（图13b），配文写道：“低垂的枝叶，拂过水面的凉爽空气，周围环绕着门廊（porticos）、凉亭（bowers）和长窗（casements），即便正午最热的时候，也可以享受到落日时的阴凉。”

　　道光九年（1829）五月二十九日，谢兰生往游荔湾，“雇小舟而往，至云津阁，雨骤至，入古庙暂避。复下船上叶氏荔围一览，果然地段殊胜，路泥泞不能深入，一憾事也。上唐荔园水亭，海风飒然，披襟称快。而风涛亦大，故游船来者不多，荔子熟极并树上丹砂亦香甜无涩味矣”。陈务滋所绘《唐荔园图》中有两座池上建筑，一为六角亭一为水榭，其间用栈道相连。邱熙经营唐荔园时所构均为“竹亭瓦屋”，仅在荔枝将熟时搭建，以供游人擘荔，至六月荔枝尽，则将亭子拆去。在画面左侧，亦有一处横跨池塘的平桥，上有方亭，散发着浓郁的乡野气息。从亭、栈道、桥、水面的关系来判断，建筑高出水面较多，以应对池中的潮汐涨落和集中降雨带来的水位上升。花地馥荫园主池中有八角亭，以曲槛桥穿越池面连接驳岸与船厅（图14），这一与清代苏州园林审美相异的做法，说明水中建筑带来的凉意、对潮汐的欣赏和水上的游览在广州园池中颇为重要。

　　西关十八甫伍家花园以建于池上的静观堂为中心：“其静观堂在园之中，高广为冠，四面皆池，设朱栏木梁，以通往来。”从图15来看，建筑均以砖石拱券支撑，静观堂（右）与六角亭（左）隔池相望，此时水位较低，几接近池底，露出水中的木桩。池深约为2～2.5米，在拱券以下，用高约1米的树桩来防止叠石和泥土在水的冲刷中崩塌。可以推想，磊园有应对不同水位的景观考虑。

　　尽管磊园以石胜，但从园记的叙述来看，英石假山偏于园东，静观堂及其所在莲池才是全园布局的中心。静观堂东有理塞轩，“前后临莲池，左右辟大牖，种葡萄环之作帘幕，实时如贯珠，日光漏处，红绿相映，夏日迎凉，炎熇之气不染”。池和窗户边所植葡萄给夏日的园子带来了清凉之意。张锦芳《偕周肃斋、沈西峰同过磊园五首》有写绘此景的“径迷花偃亚，楼动水潆洄”句，引人浮想联翩。

　　将池上楼馆做到极致的，当属海山仙馆的一堂一台。海山仙馆是一个几乎完全建在水上的园林，清人俞庆洵《荷廊笔记》中详细记录了一组池上建筑：“面池一堂，极宽敞，左右廊庑回缭，栏楯周匝。雕镂藻饰，无不工致，距堂数武，一台峙立水中，为管弦歌舞之处，每于台中作乐，则音出水面，清响可听。”堂即两层高的主楼贮韵楼之首层，二楼正面悬挂有“云岛瑶台”匾额，陈澧于1861年游览海山仙馆时即称其为“池上之堂”，与之相距数步的便是硬山顶的单层戏台，水面对声音的反射有助于获得更好的声学效果。堂与台俱矗立于池中，堂的两侧分别有架在水上的风廊通达。

　　从建在堤上或者局部伸入水中的亭、榭，到整体架在水上的廊、桥和亭榭，再到池上的楼馆与戏台等体量相对较大的建筑，甚至在多个园林中出现主堂和戏台或亭阁在水上对峙的现象，广州园池中的建筑物越来越深入水池的中央，且在水中建造干栏建筑的技术日趋纯熟，能够应对潮汐带来的水位变化对池底、池壁和池上建筑产生的影响，也藉此获得了因时而变的身体体验和独特的景观体验。与之相配合的是，游园形式也从水边的绕水而行发展到风廊上的行走和池中的舟游相结合，苏舸、采莲舟等均可在廊下、桥下和莲叶间穿行，停靠在池上楼馆旁，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以往的营园模式和游园方式。

　　王毅关于汉代园囿的讨论提示了海山主题的两个层面：一是海山的气度，二是海山景观的营造。历经一千多年，园林中海山主题的内涵和具体营造方式产生了很多变化，其根本仍是以水与山的关系作为海与岛的喻象。

　　先秦、汉唐园林中的海山气度，往往与园池之广阔有关，多以大面积的湖或池象海，理念上结合了自然山水、仙山传统和文本想象。宋代以后园林尺度总体上缩小，益加注重文本想象，对地理环境的认知有所减弱。广州园池中的海山气度却采用了另一种途径，立足于真实的海山环境，即真海真山。从伶仃洋、狮子洋至广州城下珠江，多岛、洲、礁石等（图16），一张20世纪初的图绘制了入虎门前龙穴岛、大虎山、横档山、舢板洲、亚娘鞋岛浮于洋中的景象（图17），它们的位置关系是进入广州城的航道标识。在文人眼中，水位变动被看成洲岛因潮而动：“凡地在水中央者曰洲，……洲上有山，烟雨中望之乍断乍连，与潮上下。予诗，洲岛逐潮来。”江中名石则有海印、海珠及浮丘三石，亦为洲岛，皆有传说。随潮往来的船只、朝晴暮雨中的海珠石慈度寺激发了关于“鲛宫贝阙”的想象（图18）。

　　广州园池海山主题的景观营造，往往从对真实地理环境的理解出发，海居于首位，山为次，海中孤石、孤山的景象依赖于海而存在。广州以海山为主题的代表性园池是海山仙馆，夏銮在《海山仙馆图》卷首即题“仙山海上云濛濛，凡夫引舟可望不可通。但见重楼复阁交玲珑，中藏上古阴沉桻”。在雪阁顶层，既可俯瞰南面宽阔的珠江，又可眺望广州城北白云山及其余脉，园外的海山与园内的海山遥相呼应。园池通海，每日园内园外的潮汐涨落让游园者不需依赖岛屿与文本想象即有真海之感，俞洵庆称“然潘园之胜为有真水真山，不徒以楼阁华整、花木繁缛称也”。高人鉴亦称“真仙楼阁海三山”。美国牙医兼旅行家鲍尔（Ball）于1848年前往广州参观了海山仙馆，他留意到了假山的特殊形态，“假山的底部有通道，如此建造是为了表现洞窟和被海水冲刷、荒野多石的地方”。

　　除了池水通潮、石立水中外，海山主题还与水面和山的比例、山的高度等因素有关。泰勒在参观行商园林后，总结道：“这些花园的另一个特点是人工池塘。它们通常占据了很大的空间，以致于岩石看上去像是从水中升起的岛屿。”

　　潮汐是海洋的独特现象和重要特征，听潮和观潮成为园林中的重要意趣，由此而引发海山想象。早在宋代城南珠江海皮镇安门外便有海山楼，至清，城门上宴集观潮亦是风雅，除观潮外，在长达2.7千米的海皮上，行商、文人多建楼阁以观海、观月、听潮等，如雨中水明楼观海、上元风满楼望月、听潮楼听潮等。

　　官绅卢福普所建听潮楼“面海珠寺、临潮音庵，江中多危石，潮汐往来，音咽数里。楼高十丈，妆饰奢华。月夜倚而听之，渔人拟为天际仙”。诗曰：“人倚天际栏，听潮咽危石。不平千古音，江间一线白。潮语听潮人，尔我皆过客。”从富文地图上（图12a），可以看到潮音庵在潮音街尽端，潮音街直面珠江，江中东侧有海珠石、四小石及一礁，潮汐涨落，流水往来击石之音亦成为在海皮建楼阁的美谈。

　　位于上西关涌尽端的长寿寺花园是广州最著名的以观赏潮汐为主题的园池。也许是距离珠江较远的缘故，在西池建成之初，大汕在《西水池小却落成（三首）》中的描写虽已提及“潮声”，但显然全诗仍以植栽和田园意象为主。康熙四十一年（1702）刊刻的《离六堂近稿》中，大汕以《小浮山赋》“引”讲述了其在寺中“因病投闲”后，开始构思长寿寺花园“半帆池中构小浮山，以希大浮山踪迹”的立意，“大荒之外，有浮山焉……惜乎海天飘渺，路绝尘寰，可望而不可即”，有意强化了潮汐与海山之间的关联。在《小浮山赋》正文中，大汕又记述了这一立意的具体实现过程，关键在于“山立水上”“水通珠江”及“潮汐环绕”三点。先是“山立水上”，“激清澜，塞堰埭，树桩橛，淤砂礧。筑重基于池底，凌千仞乎一篑。然后选英州之石，凿灵璧之峰……”，而后赋将实景、绘画、游观穿插描写，成为激发海山想象的基础。“水通珠江”“潮汐环绕”是以池象海之关键，大汕在赋中写半帆池“中空旷以澄彻，波潋滟而渺茫”，但从历史地图来看，此池并不大，是潮汐的涨落提供了想象海洋的条件，终可“爰磊山与叠石，像浮岛乎巨洋”。岭南遗民何绛因长寿寺有“造化良难测，浮山到寺东，影随潮汐动，奇尽鬼神工”之句。

　　拍摄于19世纪70年代的长寿寺花园照片（图19）对应了这个场景，画面左侧一个六角攒尖顶的亭子有一大半架空在水上，另外一半则接着驳岸，亭侧有一曲折石板桥延伸出来，“尔乃径穷路绝，石梁横亘于其隘”，似是可通往假山的尺木桥，画面右侧为英石叠山“小浮山”。时值退潮，池塘底部的淤泥暴露出来，假山的底部、砖石基础全部可见，池深约三尺余，从水痕判断，潮汐涨落不足两尺。此时，小浮山似在陆地，照片中一人在亭外凭栏而立、另外两人分坐于山中和池边的石上。潮汐影响下池塘不同时间的水位带来了不同的感受，潮退为山，潮涨则为岛，叠山正因为潮汐才成为“浮山”。

　　全园中心半帆亭虽以“亭”名，实则是欣赏潮汐进退的主厅堂。通过数次半帆亭雅集对园中潮汐的歌咏，海山之意向不断得到加强。诗坛大家王士祯（1634—1711）曾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前往广州祭告南海，雅集池北半帆亭、池南离六堂，题有“红楼映海三更日，石瀃通江两度潮”，又提及“池南有高阁甚丽，可以望海”，“海”即珠江，从池水通潮到高阁望海，完成了池与海在感受上的连接。嘉庆乙亥（1815）上巳广东布政使曾燠（1759—1831）迁贵州巡抚前，集十一人于长寿寺后池半帆亭修禊，并将半帆、潮汐、海、浮山在景观与观念上关联了起来，“半帆高展，风动欲飞池北有屋曰半帆。叠嶂孤浮，潮回仍定池中有小浮山。于是海色初晴，春光渐老，木棉落处，鹧鸪乱翻；刺桐开时，么凤群集。……乃会宾履，敂禅关，芳尊野蔌，列坐于帆下，宛然驾楼船，凌渤澥而对三神山焉。花树相错，影摇镜中；风雨忽来，身浮天上”。长寿寺以船厅半帆亭象慈航，以叠石象浮山，以通潮汐的西池象海，构建海山意象。潮汐渐成长寿寺花园重要景观，后续的空间经营中又突出了夜间听潮。咸丰间两广总督叶名琛之父叶志诜（1779—1863）“复于隔池相对构一亭，榜曰‘待月听潮’”。探花李文田（1834—1895）亦有题寺一联云：“好春时看诸天花雨，静夜里闻大海潮音。”

　　亭的命名和李文田的对联均提及夜间赏潮——月夜本就与潮汐直接相关，难免引起文人雅士的遐想，月夜赏潮既有听潮亦有观潮，叶廷勋作《鹿门精舍夜登月台观海》“乘夜登台看海光，海风云气两茫茫”，禺山讲习何若瑶为海山仙馆之楼阁题写楹联：“潮推明月槛边出，人与白云天际飞。”月夜观潮多在园林中制高点建筑如台、楼、阁等中进行，游览者或登高，或倚靠，静观潮动。

　　广人的海山想象亦源于对真实地理环境的深刻体会，由此注意到海上观水与江湖观水的视角、气度之别，“从洋皮观水近低远高，如千里云山，上接霄汉，与在江湖观水，近高而远低者不同”。曾任广东巡抚的吴大澂（1835—1902）所绘《三神山图》卷（图20）即为一例，图卷改变了过去海山图常用的鸟瞰视角而以平视观山之全貌，鱼鳞状波涛的绘制使水与天明确地区分开来，亦与以往水天一色的山水画有着明显的区别。吴大澂曾代表清廷与俄使议界，出朝鲜东南海上，因而有海上航行的切身体验，他在图跋中写道：“见有三山，突兀奇峭，孤立海中，四无人居，虽轮船亦不能近。……世所传海上三神山，惟此足以当之。”至此，这种认识使经历与回忆、绘画与题跋跨越了真实海山与想象海山的边界。

　　潮汐在广州园池的择址、布局、立意、理景、造屋、栽植、游赏等方面都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依水筑园、跨波构基、高树深池、风廊水殿、真海仙山等鲜明的特色。

　　从南越国时期至清末，广州城和城郊的园林依水筑园，以通潮汐的水系为主要线索分布，形成了围绕内城宋西湖低地、城北越秀山将军大鱼塘洼地（宋菊湖低地）及越秀山麓、新城玉带濠、西关涌与荔枝湾、漱珠涌、花地河、城南海皮而形成的七处园林群落，在舟行为主的时期，潮汐不仅提供了适宜造园的景观环境和用地条件，还带来了便利的运输方式和惬意的游园方式，也赋予了空间以时间的节律。

　　广州园池布局多以池为中心，用潮汐之利而避潮汐之害，常见双池乃至多池的实例，并产生了池间筑堤、构渠、起桥、架廊等跨波构基的做法，结合水松、荔枝等适应潮汐的池边植被，加上垂直池壁、拦河和变化的水位，广州园池以高树深池突显垂直向度。

　　为适应潮汐涨落带来的水位变化，广州园池多在水中以干栏架起风廊、楼馆和亭台，水殿风来，在炎热的时节产生凉爽的感受，而水面对声音的反射使得戏台上的演唱益加“清响可听”，游园也发展到风廊上的漫步和池中的舟游相结合。

　　潮汐提供了各种自然条件，其涨落作为与海有关的真实现象本身成了被观赏的对象，影响了造园的意匠，激发了游园者的海山想象。

　　机械动力的普及、水运衰退以及水系人为控制的加强，使得潮汐与现存园林之间的关系不再像历史上那样密切，潮汐与造园、游园的关系易遭忽视，甚至导致园池中的潮汐现象消失。一些尚存的园林未注意维持与外部河涌的联络，在理水中一味追求亲水，反而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颇令人遗憾。

　　潮汐对沿海地区园林的影响在园林史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本文对潮汐与广州园池的关系进行了总体和概略的讨论，以此作为初步的补充，在具体案例、专门议题以及对岭南现代庭院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吴庆洲、刘东洋、冯仕达等先生的指导，并在与多位建筑史学者、历史学者和建筑师的讨论中受到启发，谨致谢忱！）